近代烟台开埠后，大批西方人来到这个中国沿海小城。他们或经商，或传教，或以专业人士身份在烟台工作。这其中，有一位身兼数职的挪威人：他既是法国天主教施医院（烟台山医院的前身）的外科医生，又是东海关医务官，同时还兼任挪威驻烟台副领事。他就是挪威人顾林森医生。
20世纪初期，顾林森医生在烟台工作了20多年。其间，他经历了近代烟台多起战争、瘟疫。在面对这些天灾人祸时，他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02年堵截霍乱
顾林森（Otto Knoph R·mcke Gu-lowsen，1867-1920），挪威人，1867年出生于挪威诺德霍夫（Norderhov），1886-1887年他在挪威军队服役。服役期满后，他先后在挪威首都的克利斯提大学、英国利物浦和法国巴黎接受了医学教育，1894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896年，顾林森远渡重洋来到烟台。他先是被烟台法国天主教施医院聘为助理医生，不久成为外科主治医生。
法国天主教施医院（烟台山医院前身）
由于顾林森是烟台寥寥可数的几位受过西方医学专业训练的医生之一，且医术颇为精湛，不久又被东海关聘为海关医务官，同时还兼任俄国驻烟台领事馆的医务官。
20世纪初，顾林森被大清帝国海关掌门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任命为东海关医务官。这个职务除负责海关职员的医疗保健外，主要承担对港口进出的船只进行检疫，当船上缺乏医生时，他们还要照顾和治疗患病的船员。
顾林森担任东海关医务官期间，烟台先后遭遇了两次严重的瘟疫。一次是1902年的霍乱，一次是1911年的鼠疫。
1902年，在世界霍乱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国几乎全境发生了严重的霍乱疫情。北方，以直隶地区、奉省地区以及省际交接地带的霍乱疫情尤为严重。
霍乱的大幅度扩散，严重影响着作为华北最重要通商口岸之一的烟台。繁忙的烟台港口极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传染病疫情，且将疾病传入内地。
但实际上，在1902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期间，烟台并未发生世人所想像的严重疫情。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担任海关医务官的顾林森。
1902年6月份，当国内其他港口出现霍乱病例的传言时，顾林森即要求对港口进行检查。在港口处设立了严格的审查，有效堵截了霍乱自港口传入。
顾林森1902年9月为《海关医报》撰写的《烟台健康报告》里面就提到：鉴于其他港口有霍乱和鼠疫两种传染病，本港来往船只一律接受严格检查。
据顾林森记载：“本年夏天检查的16只船上发现的霍乱病例，均被隔离。有3个欧洲人，1个日本人和13个中国人，这些人到达港口的时候大部分已经死亡或已濒临死亡，仅日本籍病例幸存下来”。
同时，顾林森要求外国居民应采取卫生预防措施。他几乎每天都要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进行检查，对烟台当地的旅店也会时不时地进行检查，但并没发现一例确诊霍乱病例。“由于传言继续盛行，在经过烟台港的医务人员的陪同下，顾林森又进行了检查。但经过进一步的检查确认，它并不是亚洲霍乱，只不过是由其他原因而致病的较为严重的肠胃炎”。
可以说，1902年烟台没有发生严重霍乱疫情，应该归因于港口严格的审查。担任海关医务官的顾林森对遏制烟台霍乱疫情的扩散功不可没。
1911年狙击鼠疫
尽管烟台侥幸躲过了1902年的霍乱疫情，但1910到1911年间，一场更可怕的瘟疫再次来袭。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鼠疫大流行。
这次鼠疫起源于东北，并扩散河北、山东等地，近六万人在这场大瘟疫中罹难，最终酿成近代一场大浩劫。
鼠疫在东北爆发后，大批在东北务工的山东民工经由烟台港返乡，鼠疫也随返乡民工扩散到烟台，并迅速蔓延开来。时任山东巡抚在上书宣统皇帝的奏折中提到：“迭据各处报告，（这次鼠疫疫情）以烟台为最重；章邱县次之”。
据事后烟台道台衙门作出调查，这次鼠疫疫情烟台是重灾区，“受疫最重”。
鼠疫在烟台发生后，“烟台当局宣布检疫，禁止各港船只停泊”，立即在边界增设了由巡捕和村董组成的防卫岗哨，禁止内外人士的出入。并分设海区留验所和检疫医所，同时在龙口、羊角沟等处查验。可惜为时己晚，“市民罗疾者多至数千人，东山有英国内地会，和烟台山下法国天主教堂所属各一诊所”对鼠疫患者进行救治。
作为海关医务官以及法国天主教施医院的医生，顾林森与Dr. Hills并肩站在了防治鼠疫的第一线。Dr. Hills负责救治鼠疫患者，顾林森医生则负责检疫和隔离工作。他负责对烟台鼠疫传染病例进行观察，并及时把鼠疫传播情况上报。
1911年4月，中国政府邀请11个国家的专家，在奉天（沈阳）召开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国际肺鼠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顾林森的鼠疫患者观察记录被提交到会议上，这对进一步确认中国鼠疫疫情的性质，并提出有关预防措施提供了第一手的医学观察资料。
- 摘自烟台网络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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