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白（Gilbert Reid），出生在美国纽约州长岛。父亲约翰-雷德（John Reid）是长老会教会牧师，对我国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读过不少历史典籍。受父亲影响，李佳白从少年时起，即开始习读儒典，且学习中文，对我国更是心驰神往。当李佳白从纽约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完成学业后，遵从父亲意愿，他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读三年。毕业后，向美国北长老会差会提出申请，要求来我国宣教。获准后从纽约登船赴华。
李佳白在山东
李佳白抵达上海后，随即奉派前往山东烟台和济南等地，边学我国语言边开始宣教工作。他先在烟台宣教三年，而后又到济南。在此期间，他采用传统、直接的传福音方式，在教堂里、街道上向民众宣讲基督教义，散发福音书册，发展信徒，建立教会。他所接触的民众基本上是社会下层阶级。虽然他工作非常努力，可收效甚微。因为儒教文化在我国，特别在孔孟之乡山东根基很深。基督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和文化，受到了空前顽固抵抗，因文化冲突引发的教案时常发生。例如李佳白在济南要为教会购置一块地产，却遭到当地乡绅的极力阻挠，以影响风水，妨碍民居为由，反对外国人在济南城内买地建房。几次协调未果，李佳白只得硬行入住，结果与民众发生了冲突，被殴打。后来在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出面干预之下，地方官府在济南城外拨给教会一块更大的地产作为补偿，事情才算了结。通过这次纠纷，李佳白认识到士绅阶层在社会有强大势力，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儒教文化的化身，况且政府里大多数官僚都出自士绅阶层，传教士若和士绅阶层对立，将会影响宣教事业的发展；只有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宣教事业才可以畅行无阻。要使国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传教士有必要吸收儒教义，使宣教活动和文化相适应。要消除传教士与民众之间存在着的巨大隔阂，就要遵从习俗，改穿当地服装，按照当地礼节方式行事。因此李佳白开始 着华服、用发辫，一如华人仪式，每天和儒教人士相晋接，同时，一手握圣经，一手持孔孟之书，如听众不愿听基督教则另讲以孔教。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国人反教和仇外心。为了在当地有朋友。他更加认真刻苦地研究儒教文化，探索国人思维方式。他渴望了解当地人的信仰、风俗和宗教，计划以遵从办法和当地人修好。由此，他把宣教对象转向了上层社会。
李佳白在山东宣教期间，正是黄河连续发生漫决的年间，每逢黄河决口，田地被淹房屋被毁，人民失去家园。李佳白亲眼目睹了灾区百姓流离失所，忍饥受寒惨况。为拯救苍生于水火，他亲自冒风浪逆流而上，详察情形探寻黄河水患根源。86年，正值受灾严重之时。李佳白得知山东巡抚正在听取各方有关治河方法，就前去拜见山东巡抚，向他面呈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西方治河方法。
针对赈灾和救济，李佳白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例如他提出以工代赈的办法来赈济灾民。他建议政府把灾民分一类是老弱、妇女和儿童；另一类为强壮男丁。对前者，政府要全力救助；对于强壮男丁，则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他们或疏浚河道，或开垦荒地，或修建道路，然后量工定价。他指出实行以工代赈有五利，即款不虚縻；老弱无需沟壑苦工，强丁不至离散；民有恒业不能生是非；游手好闲者不至流为盗贼，既能济民又成大功。同时李佳白看到在治河时存在一些不足，提出起用公正的官员来从事赈灾事务，不准贪官挪用赈灾款项，建议请西方人参与设立赈局，共同从事此项工作。这些有益建议，非谙熟国情者不能提出。由此可见李佳白那时对当地社会状况已有相当了解。
除黄河决口外，在86年至89年间，山东、山西、直隶、陕西、河南五省发生了特大旱灾，有上千万人因飢饿死亡。1888年灾情严重之时，西方传教士在烟台成立了赈灾委员会。次年1月上海外国侨民成立了华北义赈会，向海外募捐，再由赈灾委员会协助分发救灾款项。在此期间，李佳白不仅全程参与了赈灾工作，还连续撰写了西国治河成法、治水说、黄河归海论等关于治河书文，发表在万国公报上。李佳白借鉴西方各国治河方法提出方案，认为治河在于因势利导，使泥沙不至于沉淤积河床。为此，他提出了多管齐下综合治黄河的五项措施，均触及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可清政府当时既有内忧又有外患，根本无暇无力顾及到治河问题。因此，他的提议只能被束之高阁。虽然李佳白提出治河方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采纳，可这些活动标志着李佳白不再将自己局限于狭隘宣教工作上，而转为关注社会问题，以及社会变革运动上来。
李佳白和维新运动
90年，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李佳白提出将宣教对象转向上层社会。后来李佳白在回美休假期间，再次向长老会差会提出在上层社会宣教的设想，因未获批准，只能和差会脱离关系成为独立传教士。离开美国之前，李佳白宣布成立一个上等社会传道会(The Mission among the High Class)。甲午战争爆发后，李佳白返来我国。因甲午战败，救亡图存维新改良成为社会主流呼声。李佳白抵上海后立即奔赴北京。他去北京的目的，是要游说政要变法图强。他以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特约记者的身份，周旋于北京上层人物﹐与当时政坛上几百位官员和名流结识。95年他加入了康有为等人创立的强学会，直接对维新运动施加影响，与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关系密切，俨然成为他们的顾问。在维新运动时期，李佳白指陈时政名闻当道，与美国传教士、《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以及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外国传教士之一。
尚贤堂
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的引荐下，李佳白进一步和李鸿章、奕䜣、翁同龢等清政府的上层官僚往来。多年在山东宣教的历程，使李佳白对士绅阶层的势力有切身体会；鉴于民教冲突的情况，他觉得有必要设立一个针对上等阶层的宣教机构。他希望首先影响上等阶层，进而影响当地社会；同时藉着这个机构，常与各省官僚士绅联络，因此李佳白在北京创立尚贤堂，旨在通过招集中西善士，凡道德高深，学问渊博者，讲一切济世救人之法，使外人乐于与华人合作以拯救国人。李佳白的计划得到了李鸿章的好感与许可。在英美驻华公使的赞助下，在李鸿章、翁同龢等官员的支持下，由各国事务衙门批准，尚贤堂终于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尚贤堂之名出自《周易》，尚贤堂之名既体现崇尚圣贤、劝善从德之意，为了赢取国人信任，其英文名称则为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以强调中外之友好。李佳白为尚贤堂拟定了章程，从其内容看，李佳白不再把尚贤堂当作一个单纯宣教机构，他赋予其更广的活动范围。其一，将尚贤堂作为中西人士会合场所。其二，作为联络上层社会的渠道，通过各类活动，宣传他的思想，以达到影响上层社会及民众的目的。其三，作为传播西学和从事文化活动的场所。依照尚贤堂规则程序，由数名中外人士主持尚贤堂工作，其入选条件是，华士必谙西语长于新学；西士必在华数年，熟悉民情方充其选。当时在北京的一批清朝官员和士大夫被邀请成为首批会员。
尚贤堂成立后，在国内得到湖广总督和两江总督、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以及招商轮船公司等清朝官员、传教士和商务机构的捐助，这使李佳白大受鼓舞，翌年即赴欧美募款。他在欧美各国宣扬我国维新运动和尚贤堂的宗旨与计划，得到美、英、法、德、俄、荷等政府和人士的捐助，共募得15万余美元。汉密尔顿学院授予其神学博士学位。然而，当李佳白返回北京时，维新运动已失败，接踵而来的是义和团运动，尚贤堂的房舍被拳民焚毁，尚贤堂的工作被停。
李佳白对拳乱和其破坏改革维新深恶痛绝，故主张予以镇压以息暴乱。清政府对尚贤堂被毁表示同情。在衙门王文韶等官员的劝说下，李佳白将尚贤堂迁往上海。1903年，由巨商盛宣怀、银行家严筱舫等商绅捐资，李佳白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购地作为堂址，重建尚贤堂。迁沪仪式由美国驻华总领事主持，英国领事和我国驻外公使伍廷芳、外务部尚书吕海寰等社会名流到会演讲，成为当时影响颇大的一件盛事。同时成立了尚贤堂董事会，聘请吕海寰出任会长；驻美公使伍廷芳、英美纸烟公司汤默士、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维尔德等为董事，还聘请各省总督、巡抚，各国驻华公使、洋行和商界名流为兼任董事。为给尚贤堂筹资和扩大影响，李佳白广泛结交上海各界上层人士，如两江总督周馥、上海道台梁如浩、上海实业家王一亭、上海着名银行家严信厚、以及清末邮传大臣盛宣怀等都成为李佳白的朋友，他们以结识李佳白为荣。此后，尚贤堂进入发展时期，在教育﹑社会﹑宗教和文化各方面开展活动，建筑规模不断扩大。9年后，李佳白征集尚贤堂会员达到150余人之多，一时盛况空前。
在李佳白的主持下，尚贤堂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举行各类活动，使中外人士汇聚一堂，以宣扬中西睦谊，扩大在上层社会的影响，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每遇有官员升迁，或尚贤堂会员新有任用，或有官员路过上海，尚贤堂常设宴送往迎来。例如粤省总督调任川省总督时，尚贤堂为其设宴，陪座者为中西官商、外国总领事和硕学巨子。会员伍廷芳新任驻美公使，尚贤堂亦宴请其夫妇。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在上海举行，尚贤堂为各国分住各省传教士举行欢迎宴会。孙中山曾被邀请到尚贤堂演讲，举行植树典礼。当尚贤堂成立20周年，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皆特派代表到会致词。李佳白夫人主持的中外女士联合会则常举办各种应时的联谊活动，如新年茶会、圣诞节欢迎会、园游会、夏令音乐欣赏会等。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密切了李佳白与上层社会的联系，尚贤堂亦成为上海一个远近闻名的中外上层人士的社交场所。
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推动中西文化互补。尚贤堂开设了英文、商学、法政分科学堂，招学生，聘请中外教员授课，李佳白亲自讲授各国宪法等课程。尚贤堂设藏书楼，收集古今中外政治学著作，让中西学士披览讲习用资实学；设洋学馆鼓励贵族子弟习学洋文；设格致书院存展各种西学器具式样，讲求一切强盛新法。尚贤堂设有一个大厅，荟萃中西乐器，歌诗奏乐。尚贤堂还特别开设华品陈列所，其意在发扬我国美术之良，引起外人观感，且籍以引进工艺扩张商业，这是我国最早的具有陈列所和博物馆功能的机构之一。
北洋军阀溷战时期，李佳白和尚贤堂致力于各种和平活动，呼吁各界采取共同行动消弭战争实现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李佳白从和平主义出发抨击欧战、反对我国参战。当他再次来华时，我国正处在政局动荡不安时期。北洋军阀分裂战乱，南北政府对立，使他深为忧虑。他说，“自民国以来，无岁不战无省不乱，直接受其害者则家破人亡，间接受战祸者则百物昂贵时劳困难。是以中国各界，无不具有消弭战乱、力促和平以苏民困之心。”于是，在战乱频仍年代，李佳白常以和平人士的身份奔走于南北各地，会见各派军阀首领，提停战建议，做和平演讲，不断向各界发出和平呼吁。上海尚贤堂联合各教举行和平祈祷大会。北京尚贤堂各教联合会讨论和平方案，向各省首领发出息战通电。尽管这些建议未被采纳，可所有这些活动会同国内各方要求和平统一的呼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
尚贤堂内附设各种联合会，定期举行各种讨论和演讲会。尚贤堂成立中外学务商务教务联合研究会，不久即分为中外商务联合会、中外学务联合会、中外教务联合会，后来又成立中外女士联合会。中外商务联合会旨在联络中外商界人士，彼此互换意见而受其益。中外学务联合会专在增进学界之智识。常讨论政治、社会和学术问题；中外教务联合会的宗旨是欲联络各教之教徒而谋彼此之亲善，使各教互相亲睦尊重友谊，无尔我之见等级之分；中外女士联合会由李佳白夫人主持，邀请官员夫人和名门闺秀，进行慈善等活动。
尚贤堂不分宗教派别，各教人士都可入会。各联合会常邀请中外宗教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演讲，宣扬各教联合。李佳白认为基督教和儒、释、道等各教立教的宗旨一致。他在堂内和各地除演讲基督教之外，还请各教人士演讲和探讨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不同宗教的教义及其有益于人类之道。印度诗人泰戈尔、佛教太虚法师，以及驻美公使伍廷芳等人都曾是尚贤堂的座上宾。
尚贤堂之影响
自尚贤堂成立后30年，李佳白一直活跃在我国社会各阶层。 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在此社会背景下，李佳白及其尚贤堂的活动具有不少新的特点，对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与策略，产生了一定影响。
首先，李佳白创办尚贤堂，反映出在华传教士的宣教重点由基层民众向上层社会转变的趋势。如前所述，山东宣教的历程使李佳白感到要消除宣教困难，达到宣教目的，首先必须要消除士绅阶层的敌视心，自上而下影响民众。如果传教士成功地影响了官员，将有助于后者为国制定更好的政策。李佳白通过尚贤堂联络上层人士。清末从光绪皇帝到维新人士梁启超；民国初年从袁世凯到黎元洪，北洋军阀时期从段祺瑞到徐世昌以及各省实力派人物；李佳白都与他们结下了良好关系，赢得上层社会的普遍好感，他以此为基础，宣传改良方案。
尚贤堂开展各类活动，反映了李佳白从单纯的宗教活动向社会活动转变的过程。来华初期，李佳白与其他传教士一样，以宣讲教义、发展信徒作为宣教主要工作。脱离差会以后，李佳白不再局限于宗教活动。在维新时期，他积极鼓吹变法，推动西学在我国传播。尚贤堂成立后，设立讲求实用的分科学堂，向公众开放藏书楼，开办华品陈列所等，这些活动赢得了我国社会的赞扬。
李佳白各教联合隐含大同思想，尚贤堂是一个多种宗教联合活动的场所，这是尚贤堂的一个显著特点。李佳白认为虽然各宗教有不同名称和仪式，可都强调道德至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因此，尚贤堂积极为各教人士提供一个阐述各自宗教信仰，共同研讨其他宗教的平台。各教联合会声明，开会时不可批评他教，更不可毁谤他教和凌辱他教之人。尚贤堂会员没有派别之争，不分畛域之见，为各教和平共处起了示范作用。为此，有同行攻击李佳白背叛了基督教，他用君子和而不同，说明各教联合而非各教合一的含义。他既演讲基督教，也探讨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异同。世界各教联合运动领袖吴序柯，赞扬李佳白以宗教大同进而求世界和平的思想，对世界和平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和平主义者
李佳白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反对激进式暴力革命。因此在辛亥革命前后，李佳白曾支持满清贵族成立的宗社党（君主立宪维持会），反对共和革命，反对推翻清朝政府。辛亥革命后，他又竭力支持袁世凯。当进入民国时期后，我国政局动荡不安，党派林立纷争不已。袁世凯死后，我国更陷入了军阀战乱局面。面对此等乱局，李佳白认为最重要的事是要实现和平统一，他所认为的统一不仅包括时人所称的联合与统一，还要将蒙古、新疆、西藏等联合起来。在他看来，共和国应该合汉、满、蒙、藏等各民族为一体，且使各民族和睦相处。因此，从孙中山、袁世凯到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无论谁当政，李佳白都对其献计献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助其以和平手段实现统一。当上述人物打算用战争手段来实现政治统一时，李佳白立即予以反对。他认为战争没有胜利者，双方都是失败者，人民更是战争受害者。他以德国和法国两个大国因世仇不断发生战争和北洋各派军阀实力此消彼长为例来说明，最后规劝道，抛无数金钱头颅以争得之胜利，其不可恃，战之结果，则实物变为空虚；战之功，则朝得则夕已不保；战之影响，则财政破产，交通阻塞，百业停废，人民流徙，外患肆染，国本乃岌岌动摇。
正因为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李佳白对我国加入协约国参战的举措亦强烈反对。不仅如此，他还批评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他在《尚贤堂纪事》和《国际公报》等中外报刊上发表大量时政文章，警告我国加入欧战旋涡为有百害而无一益。他的这些言论既得罪了我国，又得罪了美国，协约国集团的一些传媒甚至说李佳白是德国的文墨先锋。美国最高法院签发逮捕令，指令美国驻华公使拘捕李佳白。在美国领事法庭审后，我国政府在外交压力之下将李佳白驱逐出境。李佳白抵达菲律宾岛，五个月后才回到美国。此事对李佳白的声誉造成极大影响，导致一些会员退出尚贤堂，此后尚贤堂的活动几乎陷于停顿。
虽然因推动和平而吃尽了苦头，可几年之后，他又回到我国。李佳白至北京恢复尚贤堂，以往风光不再，参加的人数屈指可数，举办活动有时来客无多状至冷落。接着他继续为我国和平统一事业奔走呼号。他不遗余力地到各省向政界、商界、学界、宗教界发表以和平、统一、教育、宗教为题的演讲。他应学校、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邀请，先后赴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浙江、上海等地演讲。所到之处，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听众对他的演讲均极感佩。山西督军阎锡山对其慷慨赠送差旅费，优礼之隆无以复加。河南省长对李佳白的演讲很推崇，开会之际辄亲陪往。在河南洛阳演讲期间，吴佩孚还亲自陪同李佳白游览洛阳，以示欢迎和感谢。
为了消弭战争，他几乎拜访过民国期间不同阶段所有执政和在野政界要人。他拜访过黎元洪三次，其余省部级要员无数次。他还在尚贤堂举办各种集会，为和平运动推波助澜。北京尚贤堂在东安门真光电影院召开消弭战端、裁减军备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通过了一项和平请愿书，分别呈送总统、国会、国务院及各省，恳请当政者念疮痍其未安，知武健之可畏，诚雷厉而风行，化干戈为玉帛。李佳白又在上海尚贤堂举行各教祈祷和平大会，邀请各宗教做和平演讲。可李佳白和平统一的呼声一次次被战争所淹没。军阀们虽对和平统一表示认可，可在实践上，他们还是更喜欢用枪杆子说话。对此，李佳白只能抱以叹息和失望。经过一次次劝说失败，他认识了军阀们的用心，他们有时表面上似有和平景象，而其实意仍不泯夺地攫权之心。
五卅运动时﹐李佳白组织成立了中外睦友会，致力于各类和平活动，认为我国不可与外人为敌。李佳白始终关注着我国内外关系，每有中外重大事件，就在报刊发一番议论。可他始终主张以和平、议会式手段统一我国。这种谨慎保守言论已无法引起更大的反响，北京尚贤堂门庭逐渐冷落。李佳白个人和尚贤堂的发展受挫，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思想不合潮流，影响了他的声誉。更重要的原因是，民族主义运动、爱国运动兴起，特别在五四运动，西方传教士更成为众矢之的，李佳白和尚贤堂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尽管李佳白苦心经营，尚贤堂境遇每况愈下。
李佳白不得不又一次将尚贤堂回迁上海。在其人生最后阶段，他仍一如既往，案有残稿囊无剩钱，与上海各界上层人士保持密切往来。
李佳白在上海宝隆医院安息，中外嘉宾数百人在上海虹桥公墓为他举行了葬礼，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主持。国内外众多媒体发表评论纪念他，高度评价李佳白的一生。《芝加哥联合报》的一篇文章这样评价他，李佳白开创了一种不容忽视的传教方式，这方式对整个东方的传教事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年他推行的维新变法与和平统一事业都失败了，可作为一名社会活动人士，他所提议的各国进步、宗教联合及消弭战端的和平观念对当今时代仍不无启发和意义。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
老虎在领地内巡视
长颈鹿悠闲地在园区内散步